如果立法真正反映了一定阶段、一定背景下最多数人民的利益，这种工具主义的立法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立法为少数人的不正当利益左右，甚至成为服从和服务于少数人不正当利益的工具，那么，这种立法就背离了工具主义的初衷。

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比如，梁启超于1896年写成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明言：文明野番之界虽无定，其所以为文明之根原则有定。

在立法上，中法重经验，强调法由人制定关于如何严格和理性地适用法律的讨论，经常突破前提而变为法条修改和法律存废之争，法学研究难以形成积累，而法学教育也无法传递对法律的信仰。（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基于这样的认识，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区分开始被认识和梳理，而法律实证主义开始逐步摆脱污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在极端强调民主正当性的观念之下，具有最高权威的是人民意志，而法律至上的观念难以确立。

同时，各个部门法基本法律的粗备，也使得部门法学者开始更多注目于法律规范的适用问题，并意识到评价法条优劣并不断提出再修改主张，既无助于现有法秩序的稳定和展开，又会导致学术上无休止的循环争议，因为没有哪部法律会被所有人视为完美。学者们的反思，首先是通过对富勒、拉兹等人的法治理论以及法学传统中萨维尼、普赫塔、拉班德、凯尔森以及奥斯丁、戴雪等的方法论的梳理追溯，基于此，人们对于形式法治的内涵及其价值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很多村民称呼我们为上面来调查的人。

他们对各纠纷解决途径的描述，对其可及性的估计，很好地体现了他们对农村纠纷解决资源的认知。村委们指出，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上报，找镇或县。在所有的录音资料整理以后，得到S村一位知识者的核对，确认录音和记录之间没有误差，以解决当地语言引起的可能的误解。刘广安、李存捧：民间调解与权利保护，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见前注[12]，页289。

村民对这样的人存在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们设想中的这些人是专门为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来的。宗教作为一种可能的纠纷解决资源，并没有主动进入村民的叙述，当被问及时，很多村民表示没用。

S村所在乡没有派出法庭的设置。法院、打官司、派出所，公安等是经常被提到的。  二、思路与方法 本文关注中国农村纠纷解决的途径，研究试图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我们的研究突出的是日常性。[12]这一中国法官的普遍现象在基层在农村则更为严重。

有一部分村民依靠自己进行对抗，比如打架，吵架，事后报复等。一般情况下是在被采访者叙述完自己的故事之后，笔者才会就有关可能的纠纷资源询问他们相关的印象。更多的时候，这些重要的人士是和村干部合作来调解纠纷。有一种可能的纠纷解决资源没有得到明确的叙述，但是从部分村民的行为上却可以得到印证。

尽管在上文的描述中，村民对法律和政府作为纠纷解决的资源存在生疏、模糊以及怀疑的认识，这些资源仍在村民的主观世界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为村民们认识到只有他说了算数。因此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这一资源在日常生活中作为解决资源的可及性是比较低的。

就S村的情况看，近在咫尺有村委，1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乡镇，一个小时可以到达人民法庭。最值得指出的有两个方面：第一，现有的研究基本将纠纷解决各种途径和机构看作社会控制、治理、管理和保护的方式，是社会秩序维护的重要手段，是自上而下的施与。

当我们在村里进行访谈时，有很多村民来进行围观，反应很多村里的问题，比如修路，比如土地征用的问题。这种不确定性使得纠纷解决资源的获得具有很大的个人特征。但是其中也有很大的不均衡。比如法律与政府这一纠纷解决资源是和权威连在一起的。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当主体面对纠纷并有解决的愿望时，他或她最先诉求的是纠纷解决资源在主观世界中的布局。[13]苏力，见前注[11]，页329。

很多村民指出家庭成员，或者邻近的人解决家庭矛盾是比较合适的。[26]他的选择受他的认知范围所局限。

有一位村民对110的认识是，做了坏事，抓起来。但是，在这类的资源中，大部分属于非制度性的资源，其在农村社会的维系多依靠传统的力量。

有的村民因此直接指出他们不管这些事。公安系统在各乡镇设有公安派出所，但是，其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与乡土社会中的大量日常纠纷的司法解决关系并不大。

但是这个事情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另外，这些制度内的资源或在本村、或在本乡、或在邻乡，理论上也具有一定的可及性。就纠纷解决而言，国家体制内的设置基本可以分为司法、调解和行政三大部分。找了Z法庭，法庭人不在家，就说要换人了。

虽然因为种种个人和社会的因素，个人叙述中的纠纷解决资源多有出入，但其基本格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进入主体主观世界的纠纷解决途径是主体没法选择和利用的资源。

生气就生自己的命，命可怜。一些村民会更注重家庭和家族而认为自己不会去找威望人物。

有的村民认为人更重要。苏力指出目前中国基层法官队伍大致有下面三个来源：正规院校来的学法律的或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包括专科和本科，在绝大多数法院，这类人数都不到10％。

这样的认识之下，很多村民就连村内的资源也不会主动选择。聪明能干，有经济实力的人还是有发财的。你找谁？你找镇，镇里给他说话。很多认识来自对村内发生现象的观察。

村里不要求我去，我不会去。[11]司法所在一些乡镇也称司法办公室，也有只设立个别司法助理员的情况。

但是，大多数村民对于司法部门的印象是模糊的。虽然治理、管理和保护各有不同，但治理、管理和保护下的普通村民都是以被动的状态而不是以主动的、积极的参与的精神进入纠纷及其解决这一主题。

而在所采访的男性成员中，对纠纷作进一步分层和分类的情况比较普遍。[16]虽然不是国家行政机构，但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成立，属于国家体制内的建设，主要负责调解工作。